他们已不再老去
friends 第一季,卡侬,月阳炎,
他们已不再老去friends 第一季,卡侬,月阳炎,
老兵集体观影。 受访者供图
宋坤儒拥抱周继成。 受访者供图
宋坤儒采访任红举。 受访者供图
宋坤儒和老兵合影。 受访者供图
宋坤儒自己也没想到，他一个拍惯了酒瓶、豪车的广告导演，会拍一个注定赔钱的纪录片。
最初他踏进四川荣军院，只是拍一个公益广告，尽快完成工作。一名抗美援朝老兵站得最直、军装上挂满奖章，宋坤儒拍摄完才发现，他的腿是假腿。当宋坤儒跟着老人走进40多平方米的家，发现墙上挂着一张被折叠的合照，战友被他折了过去，一只手却搭在他的肩上。他的战友牺牲在了朝鲜。
“如果是我，要么撕两半，要么干脆不挂，我从没见过这种把照片折过去。是纪念，也是逃避心中的伤痛。”他很好奇。起初，他只是业余听故事，很少发问，老人慢慢说，他就慢慢听。但当素材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他发现很多故事连家属都不知道，老兵对他打开话匣子，“有种托付终生的感觉”。
他感到“惊慌”，“稀里糊涂就知道了这么多人的秘密”。在朋友眼中，这位留着山羊胡子、“没心没肺”的中年男人，连着四年不挣钱，跑到全国各地的干休所、疗养院，坐在石阶上、病床前，“把自己当孙子”，耐心地把老人们折起的记忆展开、抚平，摊到大银幕上。
这些老兵年纪最小的86岁、年纪最大的98岁。很多人逐渐丧失了记忆，但从未离开战场。有人会躲在草丛里“执行任务”，有人会在深夜抱着氧气瓶哭泣，有人已经忘记自己的名字，却摇着轮椅，拉宋坤儒到衣柜前，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盒子，盒子里掏出手绢，手绢裹着战争留下的徽章和老照片。
一位老人说，“你来得正是好时候，你要是再晚来几天，我可能就没有了”。影片结尾，她的名字真的加了框。
他给影片取名《1950他们正年轻》，希望这些老兵的讲述能“戳到”当下年轻人。
“战争结束以后，我还存不存在？”
在宋坤儒的镜头里，有的老人侃侃而谈，有的老人选择沉默。90岁的王贯三曾是一名医疗员，面对镜头，他的嘴缓慢地张开又合上，长达10秒的沉默被保留到了影片里。
但讲到自己的职责时，老人突然激动起来。他想起自己会趴在伤员身上挡子弹，“我趴他身上能挡住机关炮吗？挡不住的！但是对他们的一个安慰嘛！”
老人们的状态时好时坏，每天记起的东西也不一样，有时会只围绕一件事儿打转，就像硬盘扫描时停在某个扇区，怎么也出不来。
92岁的王素谦当时是一个“长得像周冬雨”的瘦小女孩，为了保护机密文件，曾经抱着文件从三楼跳下来，立了功。但在镜头前，她却怎么也想不起来这事儿，连进朝鲜的时间都忘了。
在女儿眼中，刘素谦很少讲战场上的事。从战场下来后，她就变身“女强人”，干过党委委员、工会主席、科长，就连上山下乡时期也是知青的带队指导员，“净替别人考虑了”。
去年5月，老人去世了。在生命最后的时光，她像回到年轻的时候，不敢看镜子，半夜惊醒，裤腰带一扎就想出门，嘴里念叨“部队要出发了”。
对大部分老兵来说，宋坤儒是第一次采访他们的人。70多年过去，他们身上抗美援朝的痕迹已经很难看出，奖章在孩子们的摆弄中丢了，老照片也被尘封在抽屉深处，刘素谦说，“照片留给我没有用，我还能活几年啊，早晚给撕了。”
这段他们成为丈夫/妻子、父亲/母亲、爷爷/奶奶前的故事，能见证的人几乎都不在了。
文艺兵任红举和战友的照片里，4个小孩堆着笑脸，嘴咧到耳根。那时他17岁，像个小猴子一样好动。当时是在一个庙里宣布入朝名单，他跳上点名的人身后的条案，当听到自己的名字，“兴奋地几乎瘫在条几上”。
在镜头前，89岁的他像个孩子一样挥舞着双手，像是回到了17岁。观众形容，“少年感溢出屏幕”。
这是多数人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出国。一列火车从漆黑的隧道穿出，隧道外，雪疯狂地落，堆满山头。
“是雪也是灰烬”，画面上飘过弹幕。
一个美国兵曾在回忆录里描写朝鲜战场的凶险：“这里层峦叠嶂，狂风怒吼，温度一直在下降，唯一可以预见的是，明天会比今天更冷，这不禁会让你怀念昨天。”
1950年的朝鲜，冬天出奇地冷，严寒能冻裂侦察机的挡风玻璃，在士兵站岗时冻掉他们的耳朵和脚趾。10月，很多志愿军穿着单衣和胶鞋踏上异国他乡的土地，开启连续18天、一天100多公里的行军。
一位老兵在接受宋坤儒的采访时说，他们不怕饿、不怕打仗，就是想睡觉。曾经有一支队伍困得在走路时都睡着了，全队人摔下了悬崖。睡眠是奢侈品，在战壕里，睡觉也有讲究。炮兵要在炮座旁边挖一个洞，头朝里、脚朝外，方便随时脚一蹬就上炮，“8秒钟要打响炮”。
士兵们把年轻的身体全押在战争上。因为时间不够，为了抢修桥梁，工兵灌一口酒就往水里钻，腿都泡烂了。不少人从入朝后就没换过衣服，加厚的棉鞋一个排就一双，谁站岗谁穿。
一位文艺兵举着断臂在镜头前讲，有次朝鲜刚下过雪，大地一片白茫茫，为了隐蔽，队长要求战士们把大衣白里子朝外举起来。“我想要当手风琴演奏家，一只手指头都不能打断。”他担心自己的手，想把手护到胸前，在移动时，炮弹打下来，夺去了他的右手。
在防空洞里躲避轰炸，或者一动不动趴在雪地上执行任务时，他们也会闲聊，“战争结束以后，我还存不存在？”
“好像是死之前要把他这一生做的最有意义、有价值的事，告诉一个陌生人。”
70多年后，年轻观众们走进电影院，就像是眼睁睁看着同龄人走上战场。28岁的红豆看到有一幕，眼泪“绷不住了”：一列火车拖着长烟从鸭绿江上驶过，一个年轻人坐在车顶，抱着枪，望向江面。
“如果是我，如果火车有窗户，我一定也想探出头来。”
红豆的姥爷也是抗美援朝老兵，88岁，话少。姥爷很少提战场上的事，但电视里有关抗美援朝时期的武器只出现两三秒，姥爷也能知道是什么型号。小时候她参加朗诵比赛，读《谁是最可爱的人》，姥爷摇摇头，“你这情感不够”。
看完片子，她才意识到自己读课文的感情是空白的，“我们的尊敬是抽象的，不是具体的。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宋坤儒的闯入，让老兵家属们看到了老人隐藏起来的一面。宋坤儒采访老兵薛英杰时，杨欧坐在显示器旁，第一次见到姥爷流泪。
采访是在疗养院进行的，薛英杰在房间里种了不少风信子，风一吹就一屋子香味儿。在杨欧眼里，姥爷薛英杰是“老顽童”，“心里没有痛苦”。他喜欢坐火车，喜欢养花和各种小动物，总是笑眯眯的，生气不超过10分钟。
关于战场，薛英杰只讲有趣的事，比如轰炸过后河里漂的全是大鱼，他们组团下河捞，拿去和朝鲜村民换吃的。或者讲自己在战场上第一次喝伏特加，喝得太猛，晕了好几天。“感觉他不像一个当兵的，他就像一个中国农民跑到了朝鲜，然后去跟人家农民聊天。”
全家人都知道薛英杰喜欢全国各地跑，下车才给家里说。他们家在邯郸，但老爷子喜欢去东北，还偷偷在东北买了一所房子。家人知道后，觉得他是胡闹，强迫着他卖了。直到看到宋坤儒的采访，才知道老爷子是去看望战友的家属。
那是他关系最好的战友，死在他怀里，被他亲手埋在朝鲜的河道里。那天他们吵架，战友一屁股把薛英杰拱到里面，坐到了最外面。那原来是薛英杰的位置，结果天上一梭子弹下来，“他替我挨了枪”。
战友曾经对薛英杰说，如果薛英杰死了，他会给薛英杰家里写信，给他立个石碑，用棺材埋了。薛英杰打破了他的幻象，“办不到的事情别瞎冒泡，在朝鲜你找不到一块完整的石头。别说棺材了，最多两个麻袋一头套一个，找块木头，平的那面，钢笔写一写，立到坟前。”
没想到一语成谶，战友的尸体就是裹着麻袋埋的。直到现在，他还一直惦记着战友的遗骸，“我给这活着呢，晃晃荡荡的，可我战友还在那儿啊！”胸前勋章跟着老人身体颤动，撞得叮当响。
在影片里，薛英杰的眼睛从始至终都湿漉漉的。说到自己救治过的伤员他流泪，说到他在烈士陵园找不到战友的名字，他也流泪。而前几年自己女儿中风，他没掉一滴眼泪。
杨欧在采访结束后要来了视频，坐在电脑前哭了好久。当她打电话给母亲，才发现母亲对姥爷在镜头前说的事儿一无所知。
宋坤儒给每位老兵的家人送了一个硬盘，里面是访谈这些老兵的完整视频。
说出来，对活着的人也是种解脱，薛英杰说，“我不愿意想过去，一想我控制不了”。不少老兵在宋坤儒走后，“心底的盒子被打开了”，连着一周血压升高，睡不着觉。
宋坤儒内疚，不敢再去，但总有老人惦记着，打电话过来，说上次哪个地方讲得不对，要再讲一遍。他跑过去，结果老人又是从6岁开始讲，两三个小时，还是相同的内容。
采访结束第二天，薛英杰坐着电动轮椅，穿着宋坤儒给他买的新衣服，雄赳赳气昂昂地从疗养院跑出去，交警担心他迷路，老爷子一脸兴奋地告诉交警，自己被采访了，想去照相馆拍张照。之后几天，薛英杰总是忘记宋坤儒来过，每天都以为今天是采访。
薛英杰去年4月去世，那张照相馆拍的照片就是薛英杰的遗照。
宋坤儒也是把老兵们的话当作遗言来听，很少提问，多是倾听，“那种感觉，好像是死之前要把他这一生做的最有意义、有价值的事，告诉一个陌生人。”
“从朝鲜回来，每天都是赚的”
宋坤儒在四川荣军院采访，看着伤残老兵一人一个轮椅，围在大榕树下聊天、吵嘴，脑子里冒出疑问，“他们在战场上不害怕吗？”
“不能想，一想腿都迈不动。”他们对死亡的恐惧体现在生理上。一位老兵讲自己第一次碰上炸弹，跳下车的时候发现腿软了，“还是要往前走”。战场上新发的衣服、罐头，他们马上就用，留不到第二天。
战场上，他们靠概率活着。一位老兵接连因为上厕所、系鞋带，连续躲过了致命袭击，一个连只剩他一个人。
“活着干，死了算”，一位老兵牙齿都掉光，手不受控制地抖，但讲起自己十多岁在朝鲜，每天晚上拿刀潜入朝鲜的钟毛谷，眼里放光。他们知道国家7斤粮食才造一颗子弹，舍不得费子弹，直接拿刀。
宋坤儒坐在老人对面，鸡皮疙瘩起了一身。“我一琢磨，我们的十多岁要不早恋，要不忙着考试，而这帮人没青春期啊！”
青春的躁动也会从炮火缝隙里冒出来：他们比赛捉虱子，打鹌鹑，靠报菜名打“精神牙祭”。有些老兵现在还留着在朝鲜收集的小硬币、飞机碎片，以及朝鲜少女包伤口时用的手绢。
他们还会起哄战友念家信，最受欢迎的是恋爱方面的信，“张三的家书，李四和王五都一起享受。”任红举在回忆录中写，一次过河，女兵的白衬衣湿了，任红举年纪小，负责扭过头给她们递雨衣。此后男女兵不得不睡一个山洞时，都让他睡中间。他自嘲“成了文工队性别战场的‘三八线’”。
宋坤儒在拍摄中感受到，年轻的他们也有梦想，但“荷尔蒙在战争中释放、消耗殆尽，被更大的恐惧稀释了。”
“我采访的大部分老兵当时都是15到24岁之间，正是价值观形成的时候。”宋坤儒接触了这么多老兵，发现他们身上有着相似的平静和豁达，“他们觉得从朝鲜回来每天都是赚的”。宋坤儒形容战场是“更高级的锻炼”，当脱下军装，放下枪，生活里的苦都不算苦。
医生薛英杰的妻子是个“资本家的小姐”，在文革期间他被牵连，住在牛棚里，要做手术的时候才被大喇叭喊去医院，但他从没抱怨过。后来他被排挤去妇产科，因为胆大心细，成为最早一批做剖腹产手术的医生。宋坤儒记得他自豪的样子，“煤炭医院附近很多40多岁的孩子都是我接生的”。
那种不知疲倦是战场训练出来的。在战地医院，薛英杰曾经累到手术刀扎脚上都没感觉。血浆不够，都是自己给伤员输血，管子嘟噜嘟噜响，薛英杰输血输到自己“脑袋大，走路打转”。
89岁的周有春是孤儿，参军前在上海的钟表店当学徒，当时他鼓动工会147个人参军，只有3个人活着回来，一个胳膊没了，一个腿没了，他是最完整的一个。
老人在镜头前说起这件事，嘴角颤抖得厉害，“我是在替战友活着”。从军队退休后，他就没闲过。拿了两个大专学位，哲学和无线电；学了三门外语，英语、德语和法语。他去涉外酒店扫过地、刷了6年马桶，在冰棍厂管过库房，在外贸公司的门卫室收发过信件。
现在他有糖尿病、冠心病，五节腰椎坏了三节，身体里有6根钉子和一块钢板，还因为肾癌摘掉了一个肾。但他很高兴自己耳朵不聋，思维也清晰，“我已经很幸运喽”。
一位看完影片的90后在豆瓣里写下长长的影评。她的爷爷也是抗美援朝老兵，她想起奶奶说，爷爷临终前说，他不想死。
“谁不想活着？”她只听过爷爷零星的战场回忆。爷爷一辈子不争不抢，平时不小心破皮流血像没事一样。看完电影，她跑遍全国的抗美援朝纪念馆，希望“证明他存在的痕迹”，在展板上看到爷爷参与过的战役，她忍不住流泪，“没有战争他会更长寿吧，那我宁愿要一个普普通通的爷爷。”
“他要敢来，那我还干他！”
在改革开放时期长大的宋坤儒曾经觉得，“保家卫国”这个词离他很遥远，甚至有些“空洞”。
“但当真正接触到这些’土得掉渣’的老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世界上存在一种真实，真实到让你觉得虚假。就像你在西藏绚烂的阳光下，山像是P出来的，因为阳光把所有的暗部都勾没了，所有的线条无比锐利。”他说。
在拍摄刘素谦时，刘素谦突然什么也记不起来，但仍能一个音不跑地唱出“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她的战友碰巧是下一个接受采访，两人多年没见，两只皱巴巴的手攥在一起。就算不是一个军的战友，在拍摄间隙，老人们碰到一起，总会就谁的部队更英勇开玩笑，临走前还会互相敬礼。
这些镜头外的情感，宋坤儒无法全部装进影片。每当镜头转向手舞足蹈的任红举，画面就变得生动，因为他把故事讲得“特热闹”，讲逃命的经历还不忘开玩笑，“但其实你仔细去听每一个故事，你都会感觉到他热闹背后的悲伤。”他记得每一个牺牲战友的名字，把牺牲场景描述得像照片一样清晰，但镜头一合，停止讲述，老人就垂下头，耷拉下脸。
老兵周有春常说，“时代变了”。他在涉外酒店工作时，美国人给的小费最多，但他从来不收。
他们在用自己的方式记住过去的时代。93岁的农民孙德山自己建了一个抗美援朝纪念馆。他从10多年前就开始筹备，靠种地、卖废品攒钱，把退伍补助都花在布置展馆上。
这个在自家院子里建的纪念馆，摆着地图、老物件和老照片。灯光、红毯一应俱全，抗美援朝时期的10名元帅、57名上将、177名中将、1360名少校的照片排列整齐，只不过他们背后是发霉的墙壁，头顶是破旧的塑料布。
孙德山节俭，时常去集市上淘没人要的旧相框，宁愿少吃一顿饭，也要多洗两张照片。家里人都反对，村里人喊他“孙疯子”，他也不吱声。在宋坤儒眼里，孙德山有点像现代的堂吉诃德。
这两年，他终于被媒体看到，被送了20多面锦旗，家里厚厚一摞来自天南海北的报纸，都是关于他的报道。他上了央视的舞台，陈凯歌推着他的轮椅迎接观众的掌声，他黝黑皱缩的脸上笑出一朵花。但是他的屋子现在下雨还会漏水，展馆的照片常常被水浇湿。每月退伍补助2000多元，勉强够生活。
孙德山从没想过，离开战场后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上战场前，母亲刚去世。1955年，他坐着和出发时一样的闷罐车，悄无声息地回来，直到穿过国境线、有城市的灯光漏进来，才觉得“见着亮喽”。
他背着200斤高粱米回到村里，生了8个孩子。他先是在火车站工作，火车站减员后回到生产队，主动干最重最累的活。现在去城里办事，还给六七十岁的老太太让座，而他已经93岁了。
他也哀叹过自己的境遇。小儿子27岁死于白血病，他埋怨自己是灾星，“朝鲜当时打细菌战，是不是我把细菌带回来了？”不过，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很快他就恢复了爽朗的语调，“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了不起啊！”
电影上映后，孙德山收到的信最多。每当他出现，视频网站上的弹幕就接力传递展馆的位置，飞过一句句承诺，“我一定会去看看”。
宋坤儒好奇，如果中国老兵再碰见美国老兵，70多年后他们会对彼此说什么。他真的找到了一位参加过朝鲜战争的美国老兵，那位老兵说，如果现在碰到中国志愿军，他会拥抱对方，感叹在上帝的庇佑下我们都还活着。
他拿同样的问题问中国老兵，得到了更简短的答案，“他要敢来，那我还干他！”
宋坤儒在搜集资料时发现，现有的抗美援朝题材纪录片大多是“宏大叙事”，从世界格局讲到东亚格局，从战役到战术，“讲个体故事的特别少”。
由于从没拍过纪录片，他也想过把素材给其他专业的纪录片团队，但宋坤儒和同事担心，那份面对面诉说的情感会打折扣，“对我们来说，他们不仅是素材，（他们）身上工具性弱了，人味儿多了。”
最终，没有时间线、没有旁白，他把“还原听老兵讲故事的现场感”作为目标，不考虑战功、军衔，尽可能多地把老兵们都放进来。
“每个人的青春都有一场仗要打”
在筹备影片过程中，宋坤儒最大的坚持是，一定要上院线。有朋友建议直接放上视频网站，风险低，但宋坤儒不能忍受这些老兵的讲述，被一个键随时暂停，“他们需要在一个安静的环境里被聆听”。
为了拉投资，他开始四处借钱，“赔钱就卖身呗，以后拍片子找我当导演，我打折，什么剧本我都拍。”作为国内唯一一部公映的抗美援朝纪录片，《1950他们正年轻》顶着极大的压力：龙标一直拿不到，赶不上2020年抗美援朝70周年，不断有投资人因担心票房撤资。
他也不是没想过放弃，把这些素材压箱底，10年之后见天日，“但这些老人不都还活着的吗？如果10年之后，这些人全都没了，如果他们看不到片子，我觉得对不起他们。”
他记得，得知薛英杰去世时，他正在电影院给影片调色，做上映前的准备。电话刚挂，巨大的屏幕上正巧出现薛英杰的镜头。“哭的特别厉害”，宋坤儒答应过薛英杰，要带着片子，开车去邯郸放给他看。这个承诺再也没法实现了。
宋坤儒知道，自己在和时间赛跑。有些老人再见面时，和之前像是两个人。
第一次采访周继成，宋坤儒记得这位外号“小黄牛”的老人腰板很直，一口“川普”洪亮有劲，眼神像鹰。去年12月宋坤儒在央视舞台上再见他时，老人缩得很小，在台上睡着了。宋坤儒抱着他，“像抱着一只虾米”。今年1月份，周继成去世，遗愿是“不收礼，不收花圈，不开追悼会”。
上映前，宋坤儒心里也打鼓，他们没有《金刚川》的特效场面和明星光环，主演就是“一群老头老太太”，会有人来看吗？
他曾经把片子给身边不同年龄段的朋友看，一些80后评价没有战争场面、时间结构混乱，他们对抗美援朝的背景和经过有一定了解，觉得片子讲得不够清晰。而90后、00后挺喜欢，他们能跟着老兵的诉说进入他们的情感世界。
这正是宋坤儒的目的。他只留下最具有情感冲击的段落，梳理出最短的逻辑链条，力求没有历史基础也能快速理解，“像是剪了一个长版的短视频”。他希望年轻人看完片子，能真正对抗美援朝的历史产生兴趣，继续深入了解更专业的资料。
去年9月3日，影片上映。然而票房一开始不怎么理想，很多院线因为疫情不开放，线下路演也被取消。宋坤儒把票房的钱全部捐给了帮扶志愿军老兵的公益组织，祈祷片子能在院线至少撑一个星期。
没想到，片子扛过了第一个七天、第二个七天，扛到了10月底。自愿帮忙宣传的年轻“自来水”观众起了关键作用。他们通过微博找到了片方，拉了个民间“宣发群”，群里有学生、创业者、作家等，大多都是90后和00后，通过各种渠道拉人去看电影。
当时邯郸有个和老兵家属一起看电影的活动，一个姑娘想参加，买了票，找了个跑腿小哥帮她取票。结果跑腿小哥不仅把电影看完了，还跟老兵家属合了影，那天没再跑单，叫了他的朋友接着看。
这些年轻观众对抗美援朝的认识大多停留在历史课本，看完影片后，有人去看1000多页的《抗美援朝战争史》、有人向大家推荐b站上的科普视频。“自来水”群里，还有沈阳的朋友去看望孙德山，还在群里视频连线。周晶看到，大屏幕上的老兵突然出现在手机里，面庞更加苍老，“就像自家的小老头给你打视频电话”。
周晶也是群里的一员，那时她刚大学毕业，想出国，但雅思考试被疫情延误，工作也找不到，每天闲在家里，对未来充满迷茫。她不敢打开朋友圈，晚上焦虑到合不上眼。
她无意间刷到宋坤儒给观众写的信，被导演的真诚感动，就去看了影片。看到上个世纪年轻人的活法，她感觉焦虑被抚平了一些。
微博大V爱国熊猫是个80后，他直言以前他总是愤世嫉俗，现在他明白，这个时代诱惑太多，不是谁都能把一件事做到极致。
在他看来，像《1950他们正年轻》这样的影片或许能重塑年轻人的信念感，“这种代入感不是喊口号能喊出来的。文字是隔着一层纱，但影像是一个人直接坐在你面前。”
宋坤儒希望这部影片，能把老兵们年轻时面对困难的勇气传递下去，“每个人的青春都有一场仗要打，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的一生都在和自己的生命轨迹做斗争。”
最终，影片票房1088.2万元，是《长津湖》系列的几十分之一，但在豆瓣上的评分高达8.9。有人评论，《1950》里没有“瞬间逆转”“孤胆英雄”，而是真实呈现了“人”本身在战争下的状态。
年轻的“自来水”也希望更多人关注老兵的生活，“而不只是嘴皮子上的尊敬”。今年1月份，周继成去世，周晶发了悼念的朋友圈，有看过影片的朋友在下面评论，周晶很欣慰，“至少有人记住他们了”。
一位成都的老兵家属，在成都每一个排片的影院都买了两张票，一张是自己的，一张是父亲的。
宋坤儒原先想去13个城市路演，每一站都要请老兵到现场，“电影只是一个载体，我们的目的是让更多人认识这些老兵，甚至让更多人挖掘身边老人的故事，不管是作为集体记忆，还是家族记忆，都值得我们了解。”
在寻访老兵的过程中，他逐渐厌倦在商业广告里自我重复，开始主动接一些国家形象片，“油腻中年男人的社会责任感吧”。老兵的故事让他对更宏大的命题产生兴趣，“中国人到底是什么样子？这个古老民族的独特性究竟在哪？”
他相信这部影片“意义不仅在当下”，“我们像火柴，短暂地亮一下，很快会燃烧干净，但我相信会有人接力。”
一位年轻的B站网友在影片下写评论，“我刚刚从电影院回来，外面下着大雨，我一路唱着歌，汽笛喧嚣，雨声很大，我就放声地唱。真的不知道脸上是雨还是泪了。
我那个很小很小的电影院，只坐了很少很少的几个人，从第一排到最后一排，一排一个人，在中央，像一道历史明灭传承的线。
我坐在最后一排，看见前面的人们每次抬手拭泪。我是哭得最多的一个，前面大哥偷偷转头给我递纸。所有人，坐到电影结束。当灯光亮起，一位老者呼地就起立了。他大声唱，唱得我浑身震悚。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无一人离开，我们开始合唱这首我们的歌。星星点点的几人，却让我觉得，我们唱出了黄河吞天之气势。在大雨中冲天一喊，告慰先人。
我大声唱着，唱着这是我们英雄的祖国。”
197653，是抗美援朝牺牲烈士的数量。影片票房达到这个数字的那天，位于全国各地的年轻观众打开手机定位，来了一张覆盖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合照。橘黄色的荧光小点汇聚在一起，每个箭头都指向朝鲜半岛，把身体和灵魂安放在那里的老兵，永远年轻。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焦晶娴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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