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专家点破各国抗疫谜底：如果疫情没发生在美国大选年…
11月30日在线发表在《循环》（Circulation）杂志的一项研究显示，在首次心梗发生后5年，女性的心衰或死亡风险较男性显著升高。而且，无论是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STEMI）还是非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NSTEMI），斯诺克英国锦标赛
公共管理专家点破各国抗疫谜底：如果疫情没发生在美国大选年…斯诺克英国锦标赛
北半球的盛夏，说好的新冠疫情拐点并没有到来。
截止7月14日，全球确诊人数已经达到13133765人，较上日新增4857059人。
伴着感染人数走高，有的国家忙着祭起“甩锅”大招，把注意力放在指责他国成为全球的害群之马，国际新闻被迫成为了大型辩论赛。
实际上，国际上已有许多独立第三方机构，包括独立调查机构和大学，对各国抗疫的措施和效果进行数据收集和评价排行。
早在4月3日，独立调查公司黑箱研究（Blackbox Research）和市场咨询公司托鲁娜（Toluna），就联合对全球23个国家和地区的居民进行抽样调查，共计在线调查了12592名18岁至80岁的受访者。
同样在4月，总部设在中国香港的咨询公司深知集团（Deep Knowledge Group）发布报告，对20个国家和地区的区域安全进行评估。在6月，深知集团又发布了第二版评估，在其中被评估的国家和地区扩大到200个。
在这两个排行榜中，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结果。以越南为例，在黑箱发布的排行榜上位居第二，而在深知集团的排行中则排位二十。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马亮，一直关注各国政府的抗疫表现和排名评价研究。
如何更科学、客观地评价一个国家的防疫措施？政治因素对领导人的干扰有多大？文化是否是决定性因素？健康界与马亮教授，就相关问题展开对话。
不同的国家抗疫水平排行榜，哪个更客观？
健康界：目前针对各国疫情应对的评价都是从哪些维度进行的？除了您曾撰文提到的“深知”和“黑箱”，还有其他机构进行相关的排行吗？
马亮：不止深知和黑箱两个机构，很多第三方机构都进行了类似的排名，比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牛津大学。
排行维度主要可以分成以下几类：首先是结果导向，统计各个国家有多少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死亡病例，并进行排名。我们比较熟悉的是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每天都会发布相关的数据。政府采取任何措施，最终结果都是为了保障民众生命，所以从抗疫成果的角度来进行评价是有合理性的。
其次，有的机构会按照政府采取措施的严格程度进行排名。牛津大学政府学院利用校友资源开发了一个评估体系，主要关注从去年底到现在，政府有哪些政策在不断推进，比如居家隔离、关闭边境和学校、研发疫苗和特效药的投入力度，以及对中小企业的财政补助等等。政策严格程度的考量包括政策的覆盖范围是全国还是部分地区。但是，他们不去评估措施的效果。
第三个评估指标是本国民众对于该国抗疫水平的满意程度，“黑箱”的排名就是按照这个方式进行的调查。荷兰一家机构和美国的皮尤研究中心也在做类似的调查。这种指标主要依据受访者主观的评价，就是问老百姓：你觉得是不是有信心、你对当前的防疫措施是不是比较满意、你在哪个方面不满意，等等。
还有的评价指标主要关注政府的投入，比如有多少资源投入到疫情防控、财政拨款、政府人员投入，等等。
健康界：如何界定这类排行榜是否客观、是否可信？
马亮：第一，我们必须要关注不同排名的依据是什么，是客观信息还是主观信息？“黑箱”的排行就是依据问卷调查得出的主观信息，而“深知”依据的是客观信息。两相比较，后者的可信度相对较高一些，因为它依据的是可追踪的信息、客观的资料。
依据主观信息进行的调查，相对来说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黑箱”的排名同被调查者是否接触到全面的信息、政治立场等指标相关。
第二，看不同排名的透明度。所谓透明度，一定程度是说可重复性，即其他人是否能按照你的评估程序把全过程重复一次，并且结果一致。这是很关键的一个指标。在这一点上，“深知”和“黑箱”的排行都没有做到，因为它们都没有给我们提供原始的资料。
反倒是牛津大学政府学院主持的政策严格程度评估，任何人都可以下载其所依据的原始数据，每一个数据的来源都会在Excel中附上，这就增强了评估的科学性。虽然在评估框架或者说深度上，它可能不及其他的排行榜，但是透明度可以得到保障。
健康界：民众如何借助这些排行榜去评价各国的抗疫策略？
马亮：首先肯定是看结果。首先，当然是看民众的感染率和死亡率，还包括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程度。抗疫结果是一个客观的成绩单，无论是感染率、死亡率，还是经济受波及的程度、失业率，等等。
民众的生命肯定是最宝贵的。同时也要兼顾对社会的影响，要看达到这样的抗疫效果，是否也通过科学手段尽可能降低了社会付出的总成本。比如，其他患者的救治也要保证。
第二个方面，我们必须要意识到：各个国家在作出任何防疫举措背后，都有复杂的考量。
在国内一谈起英国的“群体免疫”，很多人就觉得这是完全非理性，或者说是不可思议的。其实并非如此，英国政府之所以这么做，也是有理论依据的，也得到过相关公共卫生专家的支持，而不是凭空而来，甚至说拍脑袋而来的。
我们要更关注的问题是：不同政府的不同防疫策略的出发点是什么？是政治上的考虑？还是以民众的生命安全作为主要因素？还是说以当地的资源和能力的条件作为主要出发点。
如果不是大选年，特朗普还会如此“偏执”吗？
健康界：有的政府被批评为无能或者失职，您同意吗？
马亮：每个政府在应对疫情的时候，都有一个从混乱到有序的过程。这一次疫情是史无前例的，人类对病毒的认识也是从未知到模糊、再到逐步清晰的过程。我们现在真的不必做“事后诸葛亮”，苛求各国政府的表现要万无一失。
我们接受到的信息，可能只是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新闻报道可能很短，很多信息都被过滤掉了。它会下一个结论，我们接受了，这个过程就结束了。
还是拿英国来说，英国进行了几轮行政改革以后，政府在目前的状态下应对这种危机，多少有点力不从心。政府想让大家居家隔离，大家不听，都跑到公园里去。政府就派人去巡逻检查，但是又不能抓人，而且关键是巡逻人手还不足。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采取的策略就会跟中国的不太一样。
当然如果说理想状态，那就是每个政府在面对疫情的时候，都要变成有为政府或者说是主动担当的政府。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过去有些已经在收缩的政府，现在也在考虑怎么样去扩大政府的权力，让政府能够发挥更好的作用。疫情防控期间，医疗机构和相关的物资保障应该是最关键的。怎么样在最短的时间内能够保障医疗资源，用于最需要救助的患者？这应该是政府最优先考虑的问题。
健康界：美国政府的抗疫不力，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马亮：疫情防控的政治化或过度政治化，让很多国家的抗疫效果不是很理想。美国就是这样的。
因为今年是大选年，特朗普在谋求连任，他需要去争取选票，这个时候是非常敏感的时期。所以，这个时候他采取的措施，更多地是从选民怎么样能支持他连任的角度来考虑。换言之，如果疫情发生在特朗普任期的第一年，美国政府采取的措施可能就会不太一样。
另外，如果现在民主党是执政党，美国政府的行为可能完全不同。美国的低收入人群，包括有色人种人群，特别是黑人，无论是感染率还是死亡率都远高于白人。从共和党角度而言，它可能不在乎，共和党服务是高收入人群，或者说是社会精英群体，对自己的选民阵营影响不大。
健康界：还有哪些因素会让政府宁愿“消极”？
马亮：每一个国家在决策的时候都会面临一些两难、甚至多方角力的境地。最后的结果就是妥协，出台了策略却没有效果。
比如巴西，不同的政治力量可能都会有不同的考虑。为了让政府运行下去，最后政策就会考虑到不同的政治力量，但是本质上却是无效的策略。
对于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政府没有充裕资源，无论是金钱还是物资都捉襟见肘。政府很清楚自己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应对疫情，它可能就会采取一些消极的策略。因为它知道，积极的策略可能反而会让物资短缺更凸显，最后的结果可能适得其反，反而会更差。
健康界：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政府和民众之间总是存在信息差。政府如何让民众信服、执行自己的政策？
马亮：在疫情初起之时，往往是老百姓或者说吹哨人掌握更多的信息。在政府充分介入之后，这个结果就反过来了。
政府想要取信于民而言，说到底最重要的还是看政府的行动。政府的行动实际上是在告诉老百姓，自己是如何思考问题的。
要想让民众相信政府，老百姓首先会看领导人是怎么做的。比如，特朗普之前见谁都不戴口罩，美国民众会觉得：你不戴口罩，我为什么要戴？那么，这个政策就是没有任何说服力。
东西抗疫有分野文化是不是决定性因素？
健康界：东亚和欧美为什么在抗疫举措方面出现较大分野？
马亮：这背后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东亚和欧美之间，在人与政府的关系这个问题上有较大差异。
西方社会有更多的个人主义倾向，每个人可能都是相对独立自由的；东亚地区则有非常明显的集体主义倾向。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会考虑作为一个集体该怎么办，或者说绝大多数人是怎么考虑这个问题。
反映在执行政策层面，在东亚，大家是非常配合的，愿意去牺牲个人的一些方便，甚至是个人利益，去执行一些政策。
但是在西方国家，老百姓长久以来就很担心政府公权力过大，会对私人领域产生侵犯。他们就不愿意配合，或者配合程度没有那么高。这不仅仅是对抗疫情，而是会反映在方方面面。
打个比方，政府有个工具箱，它可以从里面挑出各种工具来，去跟病毒抗争。但是，有些工具老百姓不支持，政府拿出来也没用，这个时候就会影响防疫的措施选择和效果。
但是，我认为文化不是决定性因素。
新加坡也和我们同属东亚文化圈，起初都觉得他们很得力，但是客工人群的感染暴发了。所以，我觉得文化有一定关系，但是不是决定性的。
健康界：还有哪些因素导致了东亚和欧美的巨大差异？
马亮：疫情防控效果和不同国家的危机管理经验也有关系。香港非典时期有过惨痛的教训，2003年后不惜余力地去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但是有些国家，无论是政府还是老百姓，很久都没有经历过类似的危机，出问题的可能性也比较大。
此外，还有很多客观因素的影响。比如，我国城市都是可封闭的小区，管控起来难度相对小，在入口设置检查岗就可以了。
但是，大量发达国家是没有小区概念的，都是开放式的，就没有办法采取我们的策略。有的国家没有基础信息采集系统，就没办法实现网格化管理。所以，客观因素也决定了抗疫策略的选择和最终的结果。
这次疫情，会给国家间朋友圈造成多大伤害？
健康界：您认为在这次抗疫中，各国在国际合作上做得如何？
马亮：全球合作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很典型的就是疫苗研发，实际上到现在为止，不同国家之间也没有形成一个合力。
目前，全球基本上是属于无领导的状态。一方面，世界卫生组织受到美国一些国家的攻击；另一方面，各国其实都有一些不同的考虑。最后的结果可能是“同床异梦”，很难找到平衡点。
健康界：在一个大的趋势上来讲，未来全球化的脚步是否会就此中断？
马亮：全球化正在朝着一个比较危险的方向发展。国与国之间的矛盾有增加的势头。有一些国家因为防疫压力比较大，会想办法把国民的注意力转移到国际问题上。
但是，短期内摩擦的增加，不意味着全球化的终结。从长期来看，我对全球化还是非常乐观的。
但是，未来可能会是一种区域化与全球化叠加的局面。每个国家可能都会参与不同的“朋友圈”，至于哪个朋友圈做得更大、更有影响，可能还要长远去看。可能真的没有办法最终做到一个大的朋友圈，让每个国家都参与进来。这是我的一个初步判断，让我们拭目以待。
欢迎投递医疗健康好文，录用后稿酬丰厚，并优先在健康界全平台推广。
赐稿请发至：zhangwenkang@hmkx.cn
斯诺克英国锦标赛 6月2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关于区域医疗中心试点项目有关事项的通知》，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创建国家肿瘤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方案获得批复，将依托中国医学科
免责声明：本站所有信息均搜集自互联网，并不代表本站观点，本站不对其真实合法性负责。如有信息侵犯了您的权益，请告知，本站将立刻处理。联系QQ：16407311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