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面临的最大困境是什么？
孩子去碰触其他人的身体时，也必须根据身体自主权这个原则来判断。我是自己身体的主人，别人当然也是他们身体的主人。 他人想碰触我的时候，必须得到我的同意。那我想要碰触别人身体的时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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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出生的时代，“男女平等”几乎是不言而喻的社会共识，而当我们走出象牙塔，走进社会，走向婚姻时，却发现越来越多的女性在家庭、职场、婚恋与生育的漩涡中挣扎。
其中，最根本的一个问题是：女性到底享有多大程度的生育自由，以及由此引发的女性一系列思考：无法生育的女性能否得到平等对待？具备生育能力的女性选择不生的空间有多大？一旦决定生养，现代女性面临的种种实际问题该如何解决？
一连串的追问背后是更多未曾暴露、难以持续跟进的，是更为庞杂、混沌的生活万象，它们时时困扰着我们身边的每位女性，无从下手又挥之不去。
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观念古已有之。但在自我意识不断觉醒的今天，种族延续的意义显然不足以成为年轻人选择生育的充要条件。
从世界范围内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把生孩子当成自己人生的必经之事。根据2006-2010年的全美家庭成长调查数据，15%的女性和24%的男性在40岁时还没有生育孩子，40至44岁的未生育女性中，有44%的人是自主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在国内，丁克一词虽然早就被引进，但具体到每个家庭，接受程度还十分有限。一旦结婚，生育就不只是夫妻双方，更是两个家庭的事情。能生而不生，往往会一石激起千层浪，观念上的“先进”、“现代”，在现实选择中往往意味着更大的勇气和更坚定的意志。
在法律层面，《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7条明确规定，妇女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生育子女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即生育的最终决定权在女方。同理，如果女方怀孕后，未经男方同意擅自打掉孩子，在法律上并不会涉及侵害男方的生育权。因为从怀孕、生产以及生育后的哺乳，女方实际上较男性承担更多的身体付出，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法律将更大的决定权交由女性行使。
但在实际生活中，女性的生育意愿在多大程度上拥有自决权？研究表明，整体上，女性的教育水平越高、收入和生活水平越高、智商越高，生育子女的比例越低；居住在大城市和独生子女更有可能选择不生育；如果一个女性在家庭环境中，被鼓励争取独立和获得个人成就，那么她们不生育的几率也更大。我们并非鼓励或反对女性生育，重要的是她们要拥有选择生育与否的自由意志。
事实上，除了生理上更多的付出之外，对于但凡有点责任感的父母来说，更大的付出在漫长的抚育过程中。正如韩剧《产后调理院》里的院长对新住进来的产妇所说的：“怀孕很累，分娩很残忍，恢复的过程很难堪，但这些都只是痛苦的开始。”
费孝通就指出，新生命的产生没有不靠母体的消耗和亏损,彻底为自己利益打算的。孕妇的痛苦，临盆的危险，哺乳的麻烦，都是无法回避的事情。尤其是在当下婚姻制度中处于最弱势地位，难以独立的基层女性，她们遇到的困境，有其独特性，但也是所有女性可能共同遭遇的困境。那些不想或无法言传的切身痛楚，往往只能一个人在深夜消化，女性真实的生育过程很少能曝光在大众视野之中。
因此，当纪录片《生门》在2016年公映时，引发了很多关注。中南医院妇产科里，集结了穷与富的对比、生与死的挣扎、舍与得的纠结、老与少的代沟，物质困境和价值选择在生死关头被无限放大。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教授王一方把这部片子拿来做教学，他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礼，很多看完这部纪录片的学生，对婚姻家庭有了更深刻的思考，开始试图重新理解女性生育的本能，与母亲达成一种和解。
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东亚社会，大量的研究发现婚姻和生育对女性在就业领域有负面影响。进入婚姻以后，特别是随着第一个孩子的出生，女性往往因承担更多照料责任却缺乏灵活工作制度而中断就业，中断数年后难回职场，即便回归工作，通常会选择较为轻松的岗位，收入也开始和同龄的男性拉开显著差距。
社会学家称这一现象为 “母职惩罚”。相比而言，婚姻和生育不仅不会影响男性的职业发展，反而会给男性带来“父亲红利”——每多一个孩子收入就会提高10%。
“母职惩罚” 产生的原因，在于无偿的再生产职能（包括家务、育儿、照料）由女性承担。父亲在家庭中的缺位，社会公共支持体系的缺失，加剧了性别化的家庭分工和绩效利益至上的现代企业制度之间的冲突。当女性发展时间被照顾孩子大量吞噬时，她们的职业发展势必受到影响，致使她们的时间价值相比男性变得更低，从家庭理性角度来看就更应该承担育儿之责。性别化的家长主义不仅在实践层面承继了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模式，也使不平等的性别关系得以强化和再生产。
阿德里安·瑞奇在《女人所生》一书中说，一个母亲必须完全放弃自己的目标，才能给小孩“无条件的”爱和注意力，才能合乎社会对好母亲的期待。身为母亲任何保有追求育儿之外个人发展意愿，都是与这种“牺牲自我”的期待相悖的，因此她们不得不在他人的评断及自己的罪恶感中挣扎。
《产后调理院》里兼具“高龄产妇”和“职场精英”双重身份的“固体胶妈妈”就是典型的例子，她会因为忍受不了宝宝吮吸乳头时的疼痛，怀疑自己不算是个母亲；会因为奶水不足而自责；在纠结是否要用奶粉喂养时，又会遭到周围妈妈甚至提倡母乳喂养的整个月子中心的鄙夷；因为产假不得不暂停作为精神支柱的工作，却看着丈夫在工作上非但没有受到影响，还拿了奖项，个中滋味只能自己咀嚼。
人民网调查显示，92.8％受访家长对孩子的成长教育存在焦虑，98.6％的人认为身边有家长存在焦虑现象。如今，抚育子女也未能逃离向私人领域的高度内卷化。在《变迁中的亲职与抚育》中，中国社科院助理研究员施芸卿发出一系列疑问：
作为父母，为何当我们自身看似已拥有更高教育水平、更多资源和选择的时候，反而好像越来越不知该如何当好父母？
进一步地，作为母亲，无论是“工作妈妈”还是全职主妇，为何似乎始终处于一种怎样都不够称职的境地，面临内心的冲突和挣扎？
当面对现代社会倡导的自我鲜明的独立女性形象和家庭生活中的以其他成员为中心的照顾者角色产生内在文化冲突时，除了成为“超级妈妈”外，是否还有别的出路？
女性主义学者雷格指出，母职并非是为母天生、自然生成的，而是一个被定义、被规范的角色意识和行为准则。女性所面临的结构性不公贯穿古今历史，在父权制的权力结构未被打破之前，女性无法得到实质性的解放。
处于婚姻中的女性，在漫长的历史中都被建构为整体的弱势地位，虽然现代婚姻的特征是夫妻之间的地位平等和“相互性”，但是家庭任务层面的不平等仍然大量存在。男性的缺席让更多现代女性背负公私领域的双重劳动负担，同时，男性只需要偶尔踏足家庭事务，便能营造出夫妻双方共同承担家庭劳动职责的假象。
在美国电影《婚姻故事》中，妮可和查理都是好父母，他们尽量平衡工作和家庭。但只有当查理需要纽约、洛杉矶两头跑的时候，他才真正意识到这所需要耗费的精力。
在韩国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中，当丈夫好心地对金智英说：“那就先在家里休息一段时间，带带孩子”时，金智英问他：“带孩子是休息吗？”我们才发现，丈夫几乎天然地认为家庭里的劳动是轻松愉悦的，而这与待在家里的妻子的感受却截然相反。这一矛盾其实也一直隐匿在妮可和查理的关系中，并且也是发展至今的当代婚姻关系中如影随形的问题。
其实，女性面临的最大困境是社会普遍上不把你的困境当作困境。对于女性，生育却是绕不过去的一个坎。角田光代的《坡道上的家》、英国作家蕾切尔·卡斯克的《成为母亲》等，讨论的都是究竟要不要生小孩。有些人指责这些作品令女性恐育，但我们恰恰要通过这些声音促使整个社会进行思考，如何从家庭、公司等各个社会单元对女性进行支持，而不是一味地报道，出生率悬崖式暴跌的新闻。
就像20世纪初当鲁迅讨论娜拉出走后会变得如何一样，问题不在于这些出走的娜拉，问题在于社会和政府是否能够为这些追求自主和实现自我的生活者们创造一个与之匹配的环境和制度。
本站 北京10月24日电 (记者 程春雨)10月23日，交通运输部在北京召开全国交通运输系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对评选出来的609名先进个人、309个先进集体，72名优秀共产党员、39个先进基层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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