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瞻2022大势③丨2022：以更大力度改革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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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未来，我们要为更大力度的改革开放鼓与呼，营造有利于市场导向改革、民营经济发展的宽松政策和舆论环境，从系统思维出发，建构中国特色宏观经济综合治理框架，统筹解决周期性、外部性问题与结构性、体制性问题，总体政策上保持相对宽松、稳定，避免政策调整过大、过频引发叠加共振效应，同时进一步向市场化、法治化改革和全方位、制度型开放要增长红利与发展动力。
田国强 陈旭东
2022年，中国宏观经济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如何同步进行跨周期设计、逆周期调节与改革开放深化，以落实稳中求进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一个重要的现实课题。我们认为，需要从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从历史视野、实践探索和理论高度三个维度来求解答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要有一般均衡分析系统思维的综合治理理念和全局观念，而不是孤立地看问题。我们既要考虑中国国情、中国特色，也要基于世界上高质量发展和创新驱动发展的规律性认识，来处理好经济下行压力的短期政策应对和中长期高质量发展的改革治理、一般性和特殊性、规律性和特色性以及市场化改革和加强管制改革的辩证关系，从而稳中求进的短期政策应对和中长期综合改革治理不仅都要有决策的科学性，也要有谋划的艺术性。并且，这样的决策和谋划应经受得住历史、实践和理论的印证、检验及逻辑推理。
面向未来，我们要为更大力度的改革开放鼓与呼，营造有利于市场导向改革、民营经济发展的宽松政策和舆论环境，从系统思维出发，建构中国特色宏观经济综合治理框架，统筹解决周期性、外部性问题与结构性、体制性问题，总体政策上保持相对宽松、稳定，避免政策调整过大、过频引发叠加共振效应，同时进一步向市场化、法治化改革和全方位、制度型开放要增长红利与发展动力，将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确立的短期稳中求进和中长期高质量发展的方针政策落到实处。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深刻揭示了中国经济实现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是中国在新时期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的战略指引，其真正落地需要更大力度的改革开放，根本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内在关系，并根据各自制度交易成本优势界定好治理边界。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实现稳中求进的短期政策应对还是中长期高质量发展的改革治理，都要从全局观点和系统思维来综合考量经济发展、风险防范和改革治理的问题，因而，需要采用动态联动、一般均衡的综合治理分析框架，做到科学性、严谨性、时代性、针对性、前瞻性、思想性的有机平衡，预判各项政策和改革措施之间的联动影响、风险传导机制，避免出现顾此失彼、此消彼长的结构性失衡问题。
第一，正确处理政产学研的关系，夯实创新驱动发展的体制基础。创新分为两类，一类是基础研究的创新，另一类是应用科技、管理、商务创新。纵观二者，一个立足长远，一个立足当下，不可偏废，不应对立。前一类创新往往周期长，见效慢，但外部性巨大，从长远来说，基础性研究关系到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有前瞻性，但这种投入常常是亏本的，逐利的企业一般不愿去做，这就需要政府及大学及时补位，投入人力和资源去做。后一类创新由于要冒巨大风险，失败率极高，应充分发挥更具活力和创新力的非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作用，尤其要响应第四次工业革命数字化、智能化、智慧化趋势，促进中国经济动能的转换。
政府要以基础科学创新和公共创新资源为抓手，建立对基础科学研究和性研究提供长期稳定支持的机制，赋予科技领军人才更大的技术路线决策权、研究经费支配权和配套资源调动权，推动科技领域的松绑放权改革，激励引导高校和科研院所将其主要精力投入到基础性研究和共性技术研究上来。与此同时，要充分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的主体作用。创新本质是靠竞争驱动而不是一些经济学家认为靠垄断驱动的，竞争才是原动力，竞争导致利润下降驱动创新，而创新带来阶段性垄断利润，又吸引新的企业进入而增加市场竞争这样一个反复动态博弈的过程。因此，要通过竞争环境的营造培育一批具有一定自主创新能力的创新型领军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并依托这些企业加强开放环境下产业技术预见性判断、研发路线图研究和商业化运用。
第二，加强协调发展的引导，促进多方面多维度的均衡联动发展。协调发展是一个综合治理的问题。在研究解决具体现实问题、进行政策和改革研究时，要区分短期和长期最优、局部和全局最优、最佳和次佳。随着约束条件增加，最优结果可能只是次佳、次次佳、次次次佳等。并且，局部、短期最优往往不是全局、长期最优，甚至有可能对全局和长期发展带来严重后果，这就是为什么在分析解决重大现实经济问题时，特别是协调发展方面，必须要有长远视角、国际视野、全局观点、系统思维、综合治理和风险防范的一般均衡分析。比如，对单一市场的马歇尔局部均衡分析方法所得到的最优只是局部最优，即局部有效率，但往往会造成全局的无效资源配置。
进入新发展阶段，区域协调发展对新发展格局至关重要。一要坚持中央统筹与地方负责相结合，一方面既要加强中央对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顶层设计，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为样板促进先进经验推广，另一方面也要明确地方政府的实施主体责任，以充分调动各个地方政府按照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推动本地区协调发展的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二要坚持针对性与公平性相结合，既要因地制宜针对不同地区的实际制定差异化的政策，也要注重推进区域一体化建设，维护全国统一市场的公平竞争，防止出现政策洼地、底线竞争和地方保护主义等问题。三要建立东部发达地区与中西部和东北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区域联动机制，补齐困难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等短板，促进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平衡协调发展。
第三，深化环境监管体制的改革，满足人民对于美好生态的需要。一方面，由于环境资源具有外部性、公共资源和公共物品的特性，因此政府在环境污染治理中的宏观控制和监督是环境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要保障。另一方面，由于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等原因，需要通过市场机制的激励约束手段将环境外部性内在于企业和地区经济发展中，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和绿色低碳市场体系构建，这是有效降低环境污染，实现合理使用资源的重要途径。同时，还要形成大众都关心和维护、保护好环境的社会规范。这三种制度安排就是政府治理、市场激励和社会规范，即通过“晓之以理和导之以利”的“胡萝卜加大棒”，久而久之，慢慢形成一种无欲无纲的大家都自觉遵守的社会规范这一非正式制度安排。
其中，政府的作用至关重要，要多管齐下，建立健全减污降碳的激励约束机制。一要制定、完善、落实好相关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以稳定的体制机制和法治化的手段保护生态环境。二要建立健全生态环境保护的评价、考核、奖惩制度，发挥政绩考核指挥棒的作用。三要加强环境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增加优质环境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四要制定和实施好促进生态环境保护的公共政策。同时，当下世界能源结构正从碳能源轨道向光能源、硅能源、氢能源、再生能源切换，通过加速构建以煤炭和新能源优化组合的新型电力系统来建立低碳能源体系以确保能源供应，是中国突破围堵遏制的重大战略突围点，也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的重要保证。
第四，推动深层次制度性的开放，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当前，世界各国围绕全球经贸规则的博弈日趋激烈，新冠肺炎疫情又推高了全球经贸合作的壁垒，同时新技术革命也推动新领域的规则、标准不断出台，这些都要求中国必须深化规则、监管、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在参与乃至引领相关领域更高标准的全球性经贸和投资规则设计、调整的过程中，构建更加紧密稳定的全球经济体系，更好地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并促进、倒逼国内经济改革深化，在更高水平上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相互促进，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黏性，实现商品服务要素的优化配置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尽管面临逆全球化思潮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干扰，但是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创造公平竞争营商环境等依然是开放体系下全球经济贸易和投资的方向。
中国要以进一步扩大开放来促进国内市场化改革深化和营商环境优化，坚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特别是民营经济的发展，以竞争中性、所有制中立的原则进行体制性、结构性改革，形成国企、民企、外企公平竞争和竞相发展的良好市场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企业家精神，让企业家成为高质量发展生力军，夯实高标准现代化市场体系的微观基础，在更高水平、更深层次上充分挖掘国内外优质的资本、技术和人才资源为我所用，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规则制度基础，增强中国经济创新驱动能力，推动产业结构快速升级，在高水平开放中实现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形成正反馈效应。
第五，政府、市场与社会共同发挥作用，以系统思维推进共同富裕。现实中，人们对于什么是共同富裕、如何实现共同富裕，还有很多认识误区。例如，一些人主张追究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原罪”，搞杀富济贫、杀富致贫，忽视市场化改革中早期特定历史时期的时代背景。不重视起点平等和机会公平，甚至主张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的绝对平均主义和大锅饭，忽视不同经济主体的禀赋差异，不知道绝对平均必然会导致绝对贫穷，会造成养懒汉的现象。一些人置中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大国情不顾，提出至少在现阶段看来不切实际的高福利诉求，将共同富裕寄希望于政府二次分配和社会三次分配“分好蛋糕”，而忽视市场一次分配“做大蛋糕”这个收入分配的主渠道。
当然，政府在二次收入分配和保障起点公平上可以做的还有很多，如教育在人力资本上的投资作用，税收在收入分配上的调节作用，社保在改善民生上的支撑作用。这些通过政府保障起点平等，通过市场效率达到共同富裕的制度性安排至关重要。尤其是实现12年义务教育刻不容缓，9年义务教育不适应高质量发展的需要，不利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从外部看，世界上110个左右的国家和地区是超过9年义务教育的；从内部看，许多低收入地区，特别是农村青少年无法完成高中教育，导致了很大的起点不公平及一系列后果，包括社会流动性不足问题。然而，个体能力的差异以及经济活动中无处不在的不确定性，会导致收益结果的不同，因而，需要建立社会主体自主自愿基础上的社会捐赠机制，通过这样的第三次分配来进一步促进共享型社会发展和共同富裕。
（作者分别为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院长、院长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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