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革命新阶段——“八七会议”与土地革命
8月23日0—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16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上海5例，福建3例，四川3例，云南3例，山西1例，山东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甘肃大学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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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大革命从高潮转向失败。此时的中国政局，矛盾重重，内外交织，错综复杂。面对这样的情况，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艰难的理论与实践摸索，发动了生产关系领域的一场深刻革命——土地革命，明确提出土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是中国革命新阶段的主要社会经济内容，充分展现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运用探索和不断创新。
寻找矛盾点：夹缝中求生存
历史告诉我们，大革命的失败并非偶然，其中交织着复杂深刻的政治和经济逻辑。当时，以买办资产阶级为主体的江浙财阀，成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南京政府的主要支柱之一。他们率先支持蒋介石成立南京政府，继而以捐款、贷款和承购公债等方式支持国民党政权维护统治。而南京政府建立后，就利用手中掌握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权力，通过公开勒索、贪污、投机倒把、借款、发行公债和增加税率等手段，对广大民众实行超经济盘剥、掠夺和榨取。一方面，使买办财阀从中获得巨大好处以作回报；另一方面，手握重权的一批国民党中央和南京政府高官也借此成为新的官僚兼买办的资本家。
同时，在旧中国拥有顽固根基的封建地主阶级，成为国民党政权另一重要支柱。这是因为，在当时许多地主本身就是国民党的军政官吏，而许多官吏又成了新兴的地主。历史数据显示，1928年至1934年间，江苏省拥有1000亩以上土地的大地主374个，其中77个是国民党官吏，占比20.6％。1931年，在江苏无锡被调查的104个村长中，91.3％为地主，7.7％为富农。另据南京政府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1929年对无锡20个村1035户土地占有情况的调查，仅占总户数5.7％的地主，竟占有土地总数的47.3％；而占有总户数88.7％的中农、贫农和雇农，却只占土地总数的35％。
此外，当时英美等国出于自身需要，对南京政府做出一些让步，以便在中国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统治者作为代理人。南京政府在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一定程度上实行关税自主，加之白银价格下降，刺激了中国商品出口；与此同时，由于经常中断的国内交通基本得到恢复，促进了国内市场的交流与扩大。
在上述内外因素共同影响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一度有所发展。以民族工业为例，据统计，1930年度卷烟、棉织、制帽、制皂、化妆品、造纸、机器、针织、调味品、搪瓷、橡胶11个行业的总营业额，比1929年度平均增长20％。橡胶业、棉织业、卷烟业在上世纪30年代最初两年里均实现超过110％乃至达到250％这样惊人幅度的增长。随着民族工业的发展，商业、交通和服务业也随之被一度带动发展。
不过，与同期外国在华经济利益飞速膨胀相比，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仍然微不足道。历史数据显示，产业方面，1931年，外国控制下的机械采煤产量占全国机械采煤总产量的69.1％，生铁产量占全国生铁总产量的97.2％；交通方面，1930年航行于中国境内的外国船舶吨位数占中外船舶吨位总数的82.8％，1931年由外国直接经营和控制的铁路里程数占中国铁路总里程数的84.3％；金融方面，据1933年的调查，149家华商银行实收资本为2.67亿多元，而英国的汇丰、麦加利、有利、大英4家银行的在华总资本为1.1亿多美元（约合当时华币4亿余元），而此时全国华商银行存款不过30亿元，仅美国花旗银行一家在中国的存款就达13亿美元（约合当时华币近50亿元）。由此可见，在英、美等国加强对中国经济渗透和控制的形势下，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虽有某些发展，但只能在夹缝中求生，有些行业甚至出现急剧衰退的现象。
反观在买办资本、封建地主和帝国主义列强扶持下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南京政府，在建立政权时因需要民族资产阶级在财政上的支持，曾极力对其拉拢利用。一旦政权稍有稳定，便迅速配置和发展新的官僚资本，采取一系列有利于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列强的经济政策和措施压迫民族资本。严酷的现实表明，国民党南京政府为了自身统治，没有也不可能使中国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而且还进一步加深和激化了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因此，在中国仍需进行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开启转折点：“八七会议”确立基本方针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进入最艰苦的年代。中国革命向何处去？这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直面并给予回答的重大课题。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要独立领导革命斗争，争取得到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支持拥护和积极参与，就必须摧毁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势力统治中国的重要基础——封建土地制度。对此，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按照中共中央1927年7月20日通告中提出的“中国革命进到一个新阶段——土地革命的阶段”精神，明确提出土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是中国革命新阶段的主要的社会经济内容。会议根据中国土地革命的阶段性，指出要保留自耕农和小地主的土地，只没收土豪劣绅、大中地主及祠族庙宇等土地，规定“本党之农民问题上的行动政纲，在这一整个的时期中本是‘耕者有其田’这一极通俗的口号，足以引起农民革命运动”“最近开始暴动的口号之中，本党不提出没收小田主土地的口号”，只“肃清土豪乡绅与一切反革命分子，没收他们的财产”“没收重利盘剥者财产，用以改良农村中贫民的生活”。
与会者认为，只有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革命，才能使党领导和开展的武装斗争和建立起来的革命政权，由此获得广泛、可靠的群众基础。1927年8月23日，中央复湖南省委的函中，更加简明地表述了“八七会议”的观点：“土地问题，这时主要口号是‘没收大地主土地’，对小地主则提出减租的口号，‘没收小地主土地’的口号不提出，但我们不要害怕没收小地主土地，革命发展到没收小地主土地时，我们要积极去组织领导，其结果仍然是没收一切土地。不马上提出这一口号只是对小地主的一种策略。在没收地主土地的过程中，对于自耕农的土地不免有打击，我们也不避免这种打击，但更不要提出‘没收自耕农土地’的口号。我们目前是在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之下进行革命，一旦地主阶级消灭的过程中土地国有只是一种法令问题而已。”
不难发现，“八七会议”提出的一系列政治主张，是中国共产党在付出惨痛牺牲后对中国革命认识上的一个重大进步。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转变。
斗争进行时：武装起义蜂起
“八七会议”召开之前，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就决定在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湘、鄂、粤、赣四省发动秋收起义，目的就在于发动土地革命。“八七会议”提出具体的土地革命主张之后，中央决定派毛泽东为特派员，与彭公达一起到湖南，改组省委，领导秋收起义。
1927年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从破坏粤汉铁路北段开始发动。在攻打中心城市长沙受挫后，毛泽东果断改变计划，率领部队退到浏阳文家市集中，主持召开前委会议，决定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会议经过激烈争论，通过了毛泽东的意见，向南转移，并于转移过程中进行了三湾改编。10月初，部队抵达江西宁冈县古城。前委召开扩大会议，初步总结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研究建立根据地和井冈山地区的农民武装问题。会后，毛泽东于10月6日在宁冈大仓村和袁文才接触并建立联系，决定工农革命军主力在井冈山周围盘旋打游击。
除了秋收起义，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一些地区又先后发动和领导了广州起义、湘南起义、陕北清涧起义等。这些起义的具体情况各不相同，结果互异。有些起义由于事先没有做好准备，未能充分发动群众，导致失败；只有少数起义由于客观条件比较成熟，加上领导者抓住了有利时机，指挥有方，取得了成功。各地起义中保存下来的一部分革命武装，寻机与毛泽东率领的以井冈山为根据地的部队取得了联络。
经过这些起义，越来越多的革命者开始意识到，深入农村，建立和发展红军与农村革命根据地，才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才是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正确道路。这些举措，也为接下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斗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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