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介对健康传播的新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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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介在健康传播领域的新应用，为缓解老龄化、生活习惯病增加、医疗费用高涨等社会问题带来了新的希望。本文基于新媒介技术在健康传播领域中的新应用的国际视野，关注我国健康传播，尤其是健康服务体系建设的紧迫性，指出新媒介在健康传播领域的开发和利用，将是我国社会服务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突破点。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健康传播中新媒介可能的应用及其前景进行了探讨。
“健康传播”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因于1971至1975年斯坦福大学的心脏病学专家Dr.JackFarquhar和传播学者Dr.NathanMaccoby联手开展的“斯坦福心脏病预防计划”，至今已经历了近40年的发展。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和媒介社会职能的不断完善，健康传播成为需要整合经济、、科技和学术等力量的重要发展领域，健康传播的建设和拓展也成为我国政府、企业、社会力量和学者共同关注的新的热点问题。
有关“健康传播”的界定中一个得到普遍认同的定义是“健康传播是指通过各种渠道，运用各种传播媒介和方法，为维护和促进人类健康而收集、制作、传递、分享健康信息的过程。”新媒介的普及和高速发展，使利用新媒介为维护和促进人类健康而收集、制作、传递、分享健康信息的过程变得更加便捷和有效。利用新媒介建设健康传播和服务体系，将是我国未来社会服务体系建设中最重要且最具发展前景的领域之一。
我们可以看到，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使各大电子服务行业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挫伤，然而，基于新型电子技术的健康服务市场却依然呈上升态势。 在整个社会面临老龄化、生活习惯病增加、医疗费用高涨等日渐严重的社会问题时，新媒介在健康传播领域更加广泛和深具渗透性的应用，为缓解此类问题所将带来的转机。在美国、日本和欧洲的一些发达国家，新媒介在这一领域中的生发了诸多新的应用形式，我国也在此领域中有了一些新的开发和设想。这些，为在今天探讨新媒介对健康传播的新拓展，尤其在建设我国健康服务体系中的应用前景提供了可能。
在我国加快建设公共服务体系的过程中，医疗、健康服务体系的建设成为目前备受关注的领域。发达国家的经验已经表明，健全有效的健康服务体系，不仅能够使公民个人受益，而且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人力资源损失，增加社会的无形资产价值。在美国，健康服务体系已经经历了20余年的建设过程，医疗在美国国民GDP中所占比重为14%；然而在我国尚处起步阶段，在国民GDP中所占比重仅为4.5%左右。有调查数据显示，我国企业中有48%的员工处于“亚健康”状态，以经济发达地区尤为明显，上海的企业员工亚健康比率为75.49%，在全国城市中最高。尽管国内的一些医疗和服务机构已打出了“健康服务”或“健康管理”的旗帜，但几乎还都只停留在体检的层面。在我国，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生病才就医”的生活方式，这种思维模式和生活习惯，更使得我国健康服务市场的发展较西方发达国家滞后。
另一值得注意的现实是，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总数已达1.49亿，居世界首位，并且还在以年均3.2%的速度递增。据国家统计局预测，到2020年农村老年人口达到1.2亿。然而，城市化进程的加剧和城乡流动人口的持续攀升，留守老人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无论是城市的空巢老人，还是农村的留守老人，在无人看护的情况下去世，这本身也是一大悲剧。若是能够利用家庭健康服务系统对老年人的健康状况进行随时的监控，便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这种悲剧的发生。
此外，在现代社会紧张的工作节奏和超负荷压力下，城市人群往往处于“亚健康”或“健康临界”状态，职业和生活习惯病不断增加。比如，《中国企业家》杂志对国内企业家进行的《中国企业家工作、健康与快乐状况调查》结果显示，高达92.3%的企业家存在不同程度的健康问题。而卫生部下属机构对全国10个城市的上班族调查也显示，中国企业中有48%的员工处于“亚健康”状态。若是能够利用便携式的装置对健康状况预警并提出适当建议，让个人能够方便及时地了解潜在隐患，并积极参与健康方案，不仅能够使个人受益，而且将为我国公共服务建设和社会保障建设带来新的发展。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国民医疗费用的不断上升，人们对健康服务的需求日渐显现出来。同时，老龄化、城乡人口流动加剧、医疗费用高涨，以及目前国内的公共健康医疗服务行业所面临的重重矛盾，一方面对健康服务体系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另一方面也为之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中国缺少一个既能防患于未然，又能及时实现健康保障的服务体系，已成为目前社会结构和家庭组织结构同时变革环境下，保障和推动公众生活水平提高的一大阻力。然而，如何破解难题，建设并实现公民健康服务体系的真正和有效应用，才是问题的关键，也对我国当前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具有深远意义。从当前世界范围的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和新技术趋势来看，新媒介的新应用似乎为未来的可能性突破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
在国际上，新媒介在健康传播领域的应用目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生物方面，包括DNA芯片、定制医疗、分子成像等；医疗方面，包括图像诊断设备、电子病历卡、胶囊内窥镜和远程医疗等；健康管理方面，包括健康家电、具有通讯功能的健康设备、生活记录器等。在健康传播领域中，新媒介的最主要功能是促进健康信息的流动。具体说来，即是将终端设备中的个人健康信息通过无线等手段进行系统化和网络化管理，从而提供综合有效的健康服务。
开发适用于健康传播的新媒介，已成为深受发达国家许多大公司关注的问题。据最新报道，在Mebix公司运营的大规模临床研究中，正在国际市场上走红的iPad被作为现场数据输入工具使用。同时，日本的光学电子设备厂商Scalar还开发出了可使用无线LAN与iPad等连接的显微镜“AirMicro”，配备了50倍的镜头，可在iPad屏幕上放大观察用户皮肤的肌理和斑点。而且，Scalar还配备了用于iPad等的应用软件，可通过“Apple Store”下载使用。
美国的英特尔、IBM、谷歌等公司也密切关注这一领域。英特尔领导着面向健康服务市场的“康体佳健康联盟”，旨在增强医疗保健设备的互操作性；IBM也将其开发的软件与谷歌的“Google Health”网站服务相结合，以提高健康传播的便利性。
在日本，2009年松下公司就推出了面向医疗市场的PC；NEC、松下医药和日立等三家公司借用任天堂的Wii与Wii Fit 作为平台，提供特定的保健指导服务；NTT DoCoMo也启动了手机健康管理服务“Wellness Support”。目前日本利用手机提供健康服务的市场日渐活跃。市场上已有MTI公司提供的Luna-Luna和KDDI公司提供的au Smart Sports服务，都是利用手机，每月收费数百日元的保健服务，使用人数现都超过了150万人。2010年1月，丸红公司的子公司丸红系统开发了一项利用小型传感器可进行心电（ECG）、体表温度及体动测量等的保健服务。该传感器约30平方毫米，5毫米厚，重量仅7克，售价为每台3万日元左右。丸红系统还与为其开发传感器的WIN Human Recorder公司签订了销售代理合约，据称3年后的销售目标是每年50亿日元。此外，日本最大的健身俱乐部业者Konami Sports & Life公司，现正开展利用手机的保健服务“身体情况记录”——用户如果输入其运动及饮食内容，即可得到相应的健康建议。无论是MTI、KDDI、丸红信息，还是Konami Sports & Life公司，他们开发的健康服务系统都是利用传感器、便携设备和通讯网络捕捉用户身体的细微变化，或频繁记录用户身体活动，并基于这些信息为用户提供相关的健康建议。通过新媒介技术和传输网络，产品开发商、手机运营商、健身俱乐部、以及其他健康管理服务机构被整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新的健康传播模式并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目前在身份识别、触摸式电子锁、电子门票、电子货币等领域都已得到广泛应用的通信 研究，在最近有关健康传播的开发和建设中也得到较大关注。通信设备的电极和电路结构与肌电位、心电波形等信息传感设备相似，利用这一原理，可以便捷地获取信息。比如，感应脉搏可以确定是处于放松状态还是紧张状态，还可以感应的困倦、醉酒、心律失常等状态。通信对健康服务体系的建设来说，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如果把卧床患者的信息和身份识别信息，通过通信发送器和通信接收器，然后经互联网或无线网络将信息传输至医院，那么就可以建构具有信息来源识别功能的远程保健系统。
NTT DoCoMo公司在与日本东京大学医学部附属医院联合开展的社会合作讲座上坦言，“我们将推进以手机为中心的医疗改革。”上述国际的前沿动态也让我们看到，新媒介行业已经开始探索和尝试与医疗和健康服务机构之间的合作，而且这种合作关系在未来将变得更加密切。在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精通电子医疗技术的医生也开始增多；随着人们对健康的关注度不断增高，各国的健康服务体系建设都在寻求与新媒介技术的契合点。
在新媒介对健康传播渗透更深入，新的信息技术手段与医疗健康方面的公共服务结合更紧密的大趋势下，我国的新媒体企业也有了一些新举措，推动我国的健康服务体系建设。2010年初，英特尔（中国）有限公司、浪潮集团、天网软件等公司，联合向卫生部农村卫生信息化项目试点县——陕西安塞县和子长县农村区域卫生信息化项目捐赠价值人民币3000万元的IT产品，旨在建设一个包括电子健康档案、妇幼保健信息共享与服务、新型农村合作医疗、PACS 数据共享、药品采购配送等子系统在内的区域卫生平台。这一项目在我国农村医疗和健康服务信息化建设中具有开创意义。虽然相比英国等发达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基本建成的农村健康服务信息体系来说明显滞后，但也有着可见的优势，比如：有较多具有启示价值的国际经验，新技术在应用建设中的后发优势等。
与此同时，国内的一些新媒介公司也开始关注健康服务体系的广阔市场，开始投入开发新型的健康服务产品。比如，北京的微软亚洲研究院目前正在开展一项叫做“Bee（必益）”的医疗项目研究。利用躯体传感器和3G无线技术等，对个人健康数据进行采集、管理和分析。据该项目的负责人朱文武介绍，大量的健康监测数据不需要人工去计算和分析就可以快速转换成实用方便的健康指导信息，并可以随时发送到手机上，提醒人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该项目还提出了通过在线HealthVault个人健康数据库的用户授权，可以实现个人信息与不同医疗机构共享的愿景。
在人们更关注健康问题和医疗费用攀升的社会背景下，在新媒介健康传播设备装置日益小巧化和信息传输高速且低价的技术背景下，新媒介以其独特的优势介入健康服务体系，利用新媒介技术实现健康监测和数据传输等服务，已成为当代健康传播的发展趋势，也可作为我国下一步建设健康服务体系的重要着力点。
新媒介所特有的便携性、信息数字化和网络传输等优势，恰可为健康服务基础设施体系架构提供一种支撑。新媒介所介入的架构大致可描述为：
在这一体系架构中，用户可将通过手机或便携装置等在日常生活中记录和测量的身体情况，通过通信网络传输到健康服务机构和医疗机构；而健康服务机构可以及时根据这些信息提醒用户健康状况和给出必要的建议，医疗机构则可将用户的日常生活信息充分用于诊断分析。
该架构下的健康传播，必将促使相关的电子传感器、信息处理器、手机等移动便携终端产业开发新的市场，同时带动相应的医疗和健康服务机构与新媒介产业的合作发展，从而提高医疗和健康行业的信息化，提升医疗服务的效率、质量、降低成本。另外，由于新媒介和新的信息传输技术本身所具有的优势，其在健康传播中的新应用还将缓和我国医疗健康服务的地域差距和群体阶层差异，缓和当前老龄化、生活习惯病增加和医疗费用高涨等社会问题。(三)新媒介应用于我国健康传播的路径建议
从发达国家健康传播领域中新媒介的开发和利用关注点来看，目前主要在新设备和装置的开发方面。相比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我国在这一领域的投入还远远不够。我国的健康传播建设还刚刚起步，一方面需要克服理念和技术的双重障碍，另一方面亟需完善健康服务体系基础设施的建设。从我国目前的具体情况来看，在一些大中城市，对健康服务体系的需求日渐上升，且已基本具备可以投入建设的资金基础和物质条件，但缺乏技术支撑和整体性架构的规划。而在广大农村地区，社会保障的缺失和医疗服务的缺位是长期以来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健康服务体系基础设施条件亟待建设。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在健康传播领域的开发和建设过程中，应一方面鼓励国内企业借助国外已有的先进技术，开发自主创新产品，同时注意培育国内的用户市场；另一方面要尽快推动基础设施的建设，建立较为完整的服务产业链系统，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实现国民健康服务体系的真正价值。具体可考虑以下路径建议：
1. 依照我国建设需求，鼓励我国企业以适当的方式与掌握前沿新媒介技术的国际企业合作，开发适合我国需求的新产品。同时，予以一定的政策优惠，鼓励企业投入农村健康服务体系基础设施建设。
2. 以行政手段帮助形成医疗机构、健康服务机构和其他机构之间的协作关系。以新媒介技术为依托，建立健康信息交流平台，并提供公平、合理的信息服务结算机制。
3. 以北京、上海等国内医疗能力和健康服务能力较强的大城市为试点，在企业集团、事业单位和市民个人层面针对性地推出能满足相应需求的健康服务。注重健康服务体系的社区化建设，比如将健康服务体系同目前已在建设的“智能家庭”实验小区结合起来。
可以预见，新媒介的进一步介入和广泛应用，无疑将为未来的健康传播带来更多新的突破。基于新媒介技术的健康传播基础设施建设，还将带动与之相关的医疗机构和各项技术以及服务产业，实现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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