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心理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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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身体上的疾病终将以痊愈方式终结，心灵上的伤，是否也能随着时间而消散？1月25日，武汉封城第三天，“希望24热线”开通了“防疫专线”。从那天起，这条成立于上海的24小时心理危机干预热线，每天接到上百个与疫情相关的求助电话。来电者中，从最开始担忧自己是否感染了病毒，“我一个星期前和同学聚餐，现在有两个人确诊了，我也开始觉得胸闷”;到由于隔离而引发亲子矛盾，“妹妹和妈妈吵架了，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说要”;到复工后的焦虑，“身上的钱快花光了，还没有找到工作……”人们的心理状态随着疫情发展的不同阶段而变化，希望热线就像一个窗口，折射出疫情之下不同个体的生存状态。电话那头的生离死别疫情发生以后，武汉接线站关闭了。来自疫区的电话，通过一根根电话线个城市的接线点中。“我现在每天工作20个小时，但即便这样，仅有的一点休息时间却睡不着，人一直处在极度亢奋和恐惧的状态，我该怎么办？”这是周憬接到的第一个疫区电话。来电者是一名在武汉一线抢救病人的。周憬说，救死扶伤是医护人员的职业角色和社会角色，但同时医护人员也是活生生的人。“他们的生命和其他人的生命一样在遭受威胁，而这个威胁的风险有多大，作为医护人员比普通人更清楚。”4001619995，“要留，要救，救救我”，这条7x24小时的危机干预热线月成立于上海，目前在全国19个城市共有1000多名持有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的志愿者接线员。希望热线面向不同类型的求助者，常设有学生专线个专线的基础上开通了“防疫专线”，这也是当时最早开出的一条全国联网的24小时疫情心理干预专线名志愿者第一时间报名成为“防疫专线”接线员。疫情期间的接线量是原来的两倍，刚挂上电话，另一个电话就会响起。有医生女儿的焦急求助：“现在病房里已经没有口罩了，我爸还要坚持去上班，你帮我劝劝他！”有的电话只有几秒钟，一个男人非常慌張地打来：“人快不行了，人快不行了。”没过2秒，他突然说：“没呼吸了。”电话就断了。小小的接线平方米不到，但这些接通天南地北的电话线，却把全国各地正在进行的生离死别投放到接线员的面前。一位武汉的大学生打来说：“我怀疑自己感染了病毒，我总觉得自己发热，脸红出汗。”接电话的是志愿者许开盛：“这可能只是你自己的感觉，你测过体温了吗？”“一天测几次，每次都是正常的，可我焦虑得不行。”男孩今年上大三，学校放假期间曾经和同学聚会，当时疫情还没有暴发，没想到一个星期过去，武汉的情况急转直下。“日子太难熬了，医院人满为患，我想去医院，又不敢去。”他很担心自己是潜伏患者，医生说要观察14天，他在家待了一周已经焦虑得无法忍受。
“你在家除了休息还有别的兴趣爱好吗？”许开盛问。“其实我是健身爱好者，但现在没心情健身了。”“你听我说，心理过度焦虑状态也会导致坐立不安、胸闷、脸红出汗，但不是感染了新冠肺炎。”他建议男孩恢复热爱的健身活动，难得在家待着就多帮父母分担家务……根据接线员们以往处理汶川地震、天津港大爆炸的经验，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潜伏期一般在几个星期到6个月之间，有的还要更久。“当人的心里十分焦虑时，最好的方法就是让来电者把焦虑、恐惧的情绪得到充分宣泄，再让他安下心来，做自己该做的事，展现自己的价值。”许开盛说，这些做法都是来自热线《安心防疫手册》里的指导。疫情发生后，希望24热线学术总监林昆辉第一时间编写并发布了《安心防疫手册》，供接线员和大众从中了解疫情心理干预的方法。“疫情对于全国民众来说是一场灾害，但它不同于地震等自然灾害，它会在普通民众心中带来一种担心被病毒感染致死的一种不安全感。”林昆辉指出，尤其在疫情暴发初期，对疫区民众来说，在身体出现疑似症状，找不到就医通道，缺乏必要卫生防护设施，又看到网上发布的不利信息，接连遇到负面事件堆积在一起就会变成心理创伤事件。公众焦虑进入第二阶段伴随着全国疫情朝着可控方向发展，疫情暴发初期因病毒的未知风险而不安的来电正在减少，但由于隔离造成的亲子矛盾、家庭冲突，以及抑郁加重的来电开始增多。周憬接到一名初二学生的来电哭诉：“我已经离家出走在外面过了一夜，钱只够住一晚酒店，不敢回家，怕回去还会挨打。”这段时间由于在家上网课，父母对他学习管得很严，摩擦不断，父亲甚至出手打了他，于是他便负气出走。周憬耐心地听他讲了与父母之间的矛盾，以及双方对读书这件事的不同看法，她发现孩子其实最在乎的是害怕父母不爱他了。“爸爸是在气头上才会说那样重的话，换位思考一下，你生气时也会说气话啊。”后来知道他没钱吃饭，周憬开始和孩子聊吃的东西，挂电话前，孩子答应她挂了电话就回家。“这段时间小孩打来的电话特别多，学生的问题已经出现。”周憬说，长时间居家隔离，常规事件改变了，没有了上学和上班，孩子和父母突然多出很多时间待在一处，激发了亲子矛盾。“学生对网课不适应，缺乏自律，父母临时充当老师的角色来管教孩子学习，自己的工作和管孩子的双重压力下，难免造成冲突。”疫情将人们原来有序的生活节奏打乱了。长时间隔离在家，有些人无法形成自律的生活习惯，把日子过得乱七八糟，这样的生活也会构成心理伤害。而对于那些原来就有心理疾病的抑郁症患者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心理咨询师接线中。图上观新闻一位有双相障碍的大学生打电话来时情绪非常失控：“城里确诊病例已经20个，隔壁村刚发现两个确诊，现在到处在封路、封村，我根本不敢出门，总觉得病毒正在朝自己蔓延。”她本身的心境障碍让她总是时而狂躁，时而抑郁，隔离的生活让她彻底崩溃了。刚从英国回上海的留学生在家隔离一周就“憋”出了心理创伤旧患。他是个艺术生，父亲却决意反对他走艺术道路，年幼时父母离婚对他打击很大，他说自己曾经割过腕，吃过，吞过300毫升的阿莫西林，却没死掉。如今长时间封闭在家，他愈发感到生命虚无，心里很难受。“一切自残行为都是为了用躯体的痛来解除心灵上的痛苦。”周憬说，其实来电者愿意打电话过来，就不是完全的绝望，而是想有人给他一个活着的理由。心里的伤仍在潜伏期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根据接线员们以往处理汶川地震、天津港大爆炸的经验，PTSD的潜伏期一般在几个星期到6个月之间，有的还要更久。一位武汉的24岁男孩在这次疫情中失去了亲人，他说他没有哭，因为哭也没用。“本来在封城之前妈妈已经出城了，后来因为不放心家里又返回来，她如果不回来就不会感染……”电话里，他反反复复地对接线员说这几句话。男孩的这种反应，是PTSD的典型症状，“闪回”。“对他来说，妈妈出城又回来，这件事都是‘不该发生’的，他心里过不去这个坎，脑海里会一直闪回失去亲人的画面，这是不受控制的。”接线员许开盛说。除了“闪回”，许多在疫情中经历过疾病或亲人离世的人还会有过度警觉性反应，看到医院，或听到别人咳嗽，心里就会觉得难受。疫情进入第三阶段，是需要恢复正常生活和工作秩序的时候，但有些人是回不去的。“严重的PTSD患者很难正常地上学、上班，他们的率也比普通人高。”接线员李群英说，如今大部分城市的疫情已经得到控制，人们处理完了手头的工作，送别亲人，抗疫结束，停下来的时候，发现眼前物是人非，心理创伤才真正出现。这些高危人群还必须接受长时间的心理治疗。“热线其实不是为了一次性解决来电者的心理问题，更多是听他们的倾诉，给他们一个宣泄的出口。等他们宣泄完了，发现人生中还有其他事情可以做，还有其他的路可以选择，还可以继续活下去。”接线员周憬说。典型灾难的灾情时间短，重在灾后心理重建，但生物疫情的灾情分成3个阶段，非常漫长，心理防疫与干预的重点是在灾情中，因为灾情是慢慢缓解的，所以灾后的PTSD反而不特别强烈。希望热线学术团队的专家指出，在疫情第三阶段，要更关注遇难家属与一线医务人员的心理危机干预，以及社会大众家庭生活的重建，职场生活、校园生活、社会生活的重建。10%的医护会留下心理创伤医护人员的身心健康一直是很多人关注的话题。这其中，护理群体承担着具体而繁重的工作任务，首当其冲。从疫情高峰时期的急性应激反应到后疫情时期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经历过种种动荡的内心防线并没有随着疫情的缓解而巩固，仍然面临着长期的余震。
“医护群体本来见得比较多，但这次的疫情太不寻常了。尤其是重症病房的医护人员，每天都有病人离开，当时不觉得有什么。那时候他们还处于亢奋状态，看起来还好，一休息就很多问题出来了。”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心理危机干预专家组组长刘忠纯说。李奇光来自陕西省精神卫生中心心身医学科，是陕西首批心理援助医疗队成员。2月24日，他随队来到武汉，陕西心理援助医疗队一共32人，平均5人一组，进驻到6家定点医院和方舱医院，其中难度最大的是雷神山医院和武昌医院，李奇光是专业出身的博士，主动请缨，被分配到武昌医院。一般醫疗队针对的主要是病人群体的心理需求，但是李奇光和他的团队将2/3的精力都投入到了武昌医院的医生和身上。他发现，当时武昌医院所有的医护人员压力非常大，情绪也都很不好。医务人员的伤亡是造成这一困境的直接原因。2月14日，武昌医院梨园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护师柳帆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2月18日，武昌医院院长刘智明感染新冠肺炎，抢救无效殉职。院长的去世造成了直接的冲击，一些医生和跟李奇光反映过，他们觉得刘院长是他们的精神支柱，这下子整个医院的主心骨不在了，行政流程上有点乱。其次是，为了抢救刘智明，当时动用了所有能想到的先进手段，但还是没能挽回院长的生命，武昌医院的医生和一度对新冠肺炎的治疗难度感到灰心。李奇光和同事每天早上去病区做联络会诊，下午和晚上就在武昌医院的定点酒店接待已经下班的医生和，那时候人多一些。相比于医生，更常见的是护理团队的心理需求，基本都是女性。她们每天需要应对繁琐的工作，目睹了大量的死亡。“大批量地目睹死亡，对于医护人员的心理创伤是很大的。她们脑海里会不断地闪回这种画面，晚上睡不着觉，甚至做噩梦。白天在做其他的事情，也会突然闪回到这个病人去世的画面。处理另一个病人，可能病人状态不太好，就会反复地把这个病人往即将病故的状态去联想，导致自己的压力很大。”李奇光说。与此同时，她们也面临着来自家里的压力，长期的隔离状态影响了家庭关系。李奇光记得有一名和丈夫都在抗疫一线岁，在家里没人管，只有社区每天给孩子送饭。一家人住在3个地方，这名内心焦虑，整晚睡不着觉。还有一名年轻的妈妈，从春节前就在医院的隔离酒店居住，到了3月份，过生日跟自己的孩子视频，孩子只有4岁，已经不太搭理她了。这位觉得难受，长期无法回家导致情感的疏远。李奇光后来统计过，他们一共处理了50多起医护人员的心理问题，其中只有两名男性。很多医护不愿意在周围认识的同事面前袒露自己的愁绪，外地心理援助救援队作为介入的第三方，让很多人放下了顾虑。5人的心理援助团队配备了精神科医生和心理治疗师，一起进行医护群体的心理危机干预。首先是精神科医生接诊，对严重程度进行初步的判断，然后转给心理治疗师，讨论具体的治疗方式。一般的危机干预需要10到12次的疗程，但在当下的特殊时期，时间有限，治疗被缩短到3到5次。有的医务人员因为焦虑和抑郁，长时间处于警觉状态，看到新的一批N95口罩跟上一批不一样，也会产生心理反应。上一批是3M的，这一批是国产的，医护人员担心不达标，不愿意戴。也有的人一进病区就紧张，喘不过气来，这是一种急性焦虑发作。李奇光和团队在可控的范围内，让来访的医护人员进行宣泄和释放，比如哭一场。
接线员的工作台，一个电话，一副耳机，一台电脑。图上观新闻当然，也有一部分医护人员的应激状态会慢性化，比例在10%～20%。“大多数的应激反应会随着应激源的消失而自然好转，但是对于少部分人来说，应激会持续存在，在医学诊断上叫创伤后应激障碍，也就是PTSD。在疫情过去之后，需要重点关注医护人员的持续应激状态，及时干预，否则对于他们的个人生活和工作影响都非常大。”李奇光说。职业耗竭与不能承受之轻最近，经常有认识的医生朋友来找刘忠纯，咨询心理问题，这几天就有好几起。刘忠纯是湖北省人民医院精神卫生中心主任，也是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心理危机干预专家组组长。随着疫情的进一步缓和，很多医护人员有了休整的机会，重担一下子挪走，种种问题却随之而来，即使休息也无法缓解。长期的高强度工作让一部分医护人员出现了PTSD的后续症状。他们经历了内心的震荡，在时间过去很久之后仍然会突然惊醒。“我们身体里有去甲肾上腺素，在疫情高峰时产生了一种亢奋感，跟打了鸡血一样，医护群体没有退路，只能顶上去，但是这种亢奋的状态是不可持久的，经过了一个月，甚至是两个月，需要及时休整，否则就跟弹簧一样，失去了弹性限度，就恢复不了了，就算休息，也还是觉得累。从心理的角度来说，这是一种职业耗竭（burnout）。”刘忠纯说。伍毅是上海市杨浦区精神卫生中心主任，作为第九批外地医疗队的成员，在2月21日随队来到武汉，进驻到红十字会医院。伍毅曾经遇到过一个来访的本地，只有26岁，原本在武汉市的一家非定点医院工作，是第一批报名援助红十字会医院的8位医护人员之一，在看护病人的过程中也感染了新冠肺炎。这位的症状较轻，但她的家里还有一个姐姐，也是身处抗疫一线的，父母都住在乡下。她对自己的病情并不感到焦虑，但一直担心姐姐也感染病毒，导致胸悶和失眠等一系列症状。随着疫情的进一步缓和，以及外地医疗队的陆续进驻，本地医护群体的压力小了很多，但心理问题并没有随之减少。杜洺君是湖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常务秘书长，此次一直参与具体的心理援助。对于心理需求的整体趋势，杜洺君有一个初步的判断。2月的时候，患者群体面临着基础就医的难题，医护群体则需要处理数量众多的病人，心理问题被掩盖在迅猛的疫情攻势下面。进入到3月，疫情有所缓和，医护群体的心理需求也显露出来。杜洺君的团队定期给定点医院的医护群体做团体心理辅导，有的医院一个月两次。“整个疫情还没有结束，医护群体还是相对比较节制，他们跟我聊过，希望疫情结束之后，完成14天的隔离观察，医院也回归到非定点医院时，他们觉得一定要大哭一场，也计划做一次好好的内心梳理。”杜洺君说。随着一批经过改造的定点医院恢复正常的门诊，很多医护人员得到了轮换和休息的机会，回到家里却什么也不想做。“这其实是他们在休整自己，就像一池子的水，再加一勺，就溢出来了。这也是创伤后的一种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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